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孝文帝改革-解放军文职人员招聘-军队文职考试-红师教育
发布时间：2017-08-25 10:10:33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实际主要是在冯太后的主持下进行的。冯太后是魏文帝（孝文帝之祖父）的皇后。她从公元466年（献文帝天安元年）开始掌权，有较丰富的政治经验，很有作为。孝文帝即位时（公元471年），只有五风，开始改革那年（太和八年，公元484年），也才十八岁。从孝文帝即位，到490年（太和十四年），冯太后死，在这二十年中，冯太后一直临朝称制。冯太后死后，孝文帝亲政，继续进进改革。终于迁都在内，共有六点：1、整吏治理北魏前期，地方行政区划为州、郡、县三级制。其长官为刺史，郡为太守，县为令长（亦称县宰）。但吏治混乱，地方守宰不论治绩好坏，任期都是门年。这时没有俸禄制度，官吏到任以后，任意搜刮人民。这次改革，首先整顿吏治。规定守宰的任期要按治绩的好坏决定，不固定年限，又制定2俸禄制度。俸禄统一由国家筹集，就是在户调之外，每户增收帛三匹，杰二石九头；官罕定期按品第高低发给官吏；不许官吏自筹。为了杜绝贪赃枉法，与 班百官之禄 的同时，又制定了惩治贪污的办法。凡贪污帛一匹及枉法者，一律处死。就在这年秋天，派人到各地巡察，检举犯法的守宰，有四十多人因贪赃被处死。经过这样的整顿，吏治改善，贪赃枉法之事大大减少。2、均田制中原地区经过长期战乱，人口大量的流动，许多土地荒鞠，还有大量的土地为豪富之家强占，不少农民脱离户籍，成为豪富之家的私有人口，遭受豪富之家的残酷剥削和奴役。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则有很大困难。这一情况到教文帝即位时，仍极严重。公元485年（太和九年），孝文帝下均田令。主要内容有发下四点：一是男子十五岁以上，受露田四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受露田二十亩。露田加倍或加两倍授给，以备休耕。年满七十岁，还田于官。桑田为世业，不还官。桑田按照规定，种植一定数量的桑、榆、枣树等，不宜蚕桑的地区，改授麻田，男子十亩，妇人五亩。二是土地不准买卖。露田不得买卖，桑田亦不得买卖。但 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 （魏书 食货志）。三是奴婢受田数量和办法与农民相同。壮牛一头，受田三十亩；每户限受四牛之数，不再给桑田。四是地方官吏各随左职地区给予公田，刺史为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六顷。新旧任相交接，不许出卖。（此 公田 后名 职公田 ，亦名 职分田 。〈通典 食货志〉（一）注： 职分田起于此。 ）均田制名为均田，实际是基本上保持原有的土地占不有均的状况不变。因为大族地主除了继续用隐瞒土地的手段以对付官府之外，他们又拥有众多的奴婢，还有耕牛，按均田制的规定，应分到许多土地。这样，足以保住他们的产业。但均田制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如规定每户占有土地的数量，并不准买卖，这些规定在一定的时间内和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豪强大家兼并土地。国家公开授田，要以招徕流民和豪强大家控制下的依附农民，有助于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耕农增多，户田滋殖，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3、三长制继实行增田制之后，于486年，又下令实行三长制。三长就是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组长，五里立一党长。这是用来代替宗主督护制的基层政权制度。宗主督护制是自东汉以来，世族门阀地主发展和农民的农奴化的产物，北魏前期采用这一制度，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一旦政权巩固，就必然要设法废除，代之以符合中央集权帛要求的新的制度。三长要挑选乡里中能办事而又谨守法令的提任，其职责是掌握乡里人家的田地、户口数量，征收租调，征发徭役，维持治安。废除宗主督护制和实行三长制，是对于世家大族地主的一次沉重打击。所以有不少守旧派反对。冯太后的态度是坚决的。4、户调制废除九品混通制，实行定额租税制。即一夫一妇的家庭，纳户调帛一匹、杰二石。民年十五岁以上未聚妻的，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能从事耕织的壮年奴婢，八人出一夫一妇之调。耕牛二十头，出一夫一妇之调。产麻之乡，以布代帛，数同。这一新的户调制度的实行，改变了过支租调征收的混乱现象，对于自耕农来说，户调减轻了很多；对于大地主来说，由于户调征收到奴婢和耕牛，虽然比率较低，毕竟加重了他们的负担。5、迁都洛阳公元490年，冯太后死，孝文帝亲政，继续进行改革。公元494年（太和十八年），把都城由平城迁到洛阳，改变了过去对中原遥控的形势，有利于控制整个国家，也解脱了一百多年来在平城形成的鲜卑贵族保守势力的羁绊和干扰，有利于继续进行改革。迁都本身虽不属于制度的改革，但却是孝文帝改革的总体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6、改易习俗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开始第二期改革，改革的重点，是改革鲜卑族内迁者原有的生活习俗，促进鲜卑族积极接受汉文化。主要内容有如下四点：一是易鲜卑服装为汉服 公元495年十二月甲子，孝文帝在先极堂会见群臣时， 班赐赋限 ，这是易鲜卑官服为汉官服饰的具体执行。二是规定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 称鲜卑语为 北语 ，称汉语为 正音 。孝文帝曰： 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音。 （《北史 魏咸阳王禧传》）三十岁以上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逐步改说汉语。三十岁以下的鲜卑官吏在朝廷上要立即改说汉语。如有故意说鲜卑语的，要降爵罢官。三是迁洛阳的鲜卑人，即以洛阳为籍贯，死后不得归葬平城。四是改汉姓，定门第等级 改革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所改汉姓，以取音近于原鲜卑姓者为准。拓跋氏为首姓，取义改姓元氏，为最高门第。丘穆陵氏改姓穆氏，步六孤氏改姓陆氏，贺赖氏改姓贺氏，独孤氏改姓刘氏，贺楼氏改姓楼氏，勿忸于氏改姓于氏，匕奚氏改姓嵇氏，尉迟氏改姓尉氏，这八姓贵族的社会地位，与汉族北方的最高门第崔、卢、李、闻四姓相当。其他稍低一些的贵族姓氏亦改汉姓，其等第与汉族的一般士族相当。孝文帝还设法使皇族和鲜卑贵族与汉族主要士族通婚，以此为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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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7-10-19 21:29:45谁在导演 嘉化 改革1997年1月10日，星期五。重庆市化工局请宜宾县肖健康县长作报告，主题是产权制度改革。肖健康把宜宾县的国有企业全部出售，是四川颇有名气的改革人物。嘉陵化工厂厂长李守昌事先闻讯，向化工局争取到30个名额。当天一早，李守昌率全体中层干部提前半小时赶到，会场一开门抢先入场，30人齐刷刷占居第一排座位。听完报告后，李守昌异常兴奋： 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道路。当天中午回厂后，李守昌便与中层干部展开热烈讨论。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李守昌和厂领导开始起草报告，请求职工出资购买嘉化厂，把这家国有企业改革成全员股份制。1月13日，星期一，申请改制的第一份报告递交化工局。李守昌觉得力度不够，他想以全体职工名义给重庆市市长浦海清直接写信，两天之内，582名上班职工除2人之外，580名职工签名。报道递上去，李守昌焦急地盼望着。等到星期六，天刚亮，他就给化工局长打电话，要求到家里汇报，对方告知已有安排。第二个星期，局长工作排满。又到星期六，李守昌如法炮制，还未见上。2月3日，星期一，局长好不容易中午1点到2点之间腾出时间，李守昌立刻率领导班子，中午11点半等候在化工局门口，全体饿着肚子。李守昌改制之心如此迫切，直接动机在于他面临巨大危机。嘉化厂自1993年以来，亏损逐年扩大，迅速滑向破产边缘，如果企业垮台，对李守昌是一个透底否定，他不服这口气，但摆脱困境的现成办法已山穷水尽。由于企业效益下滑，职工开始逐渐涣散，对领导班子的信任度日益下降。李守昌算计，只有找到一种崭新途径，把职工的心再次凝聚。从何下手？李守昌决定动产权，首先股份制。他对记者说：从目前的利益机制看，我们的工人主要关心收入多少，企业资产是否增值不太关注。假如我让职工为了企业长远发展，暂时降低收入，他们肯定有意见。如果让职工在企业里拥有资产，他们对企业就有了双重关注。改到深处是产权，李守昌对此有铭心刻骨的体验。早在70年代末，李守昌就认识到，人的积极性离不开物质刺激。1978年，当时任厂党委副书记的李守昌负责起草企业奖金制度奖励办法。他没想到，虽然当时每月只有几块钱奖金，职工竟那么在意。可这些年来，工人积极性并未随奖金增大而水涨船高。有一件事使李守昌再次茅塞顿开：早年间，嘉化的车队每年要亏40万元，李守昌觉得不如到社会上雇车，遂决定把汽车卖给车队职工，连车带人剥离企业，没想到司机为之一变，从指挥不动变成死缠着活儿，不给就骂 不讲交情 。1988年底，李守昌开始尝试股份制，他先搞了一次职工集资，号召每个职工交200元。当时有80%的职工自愿参加。第一个月过去，李守昌给参与集资者每人发了4斤白糖；不集资者没份。没过多久，又给每个集资者发了两瓶洗发香波。集资满一年后，他宣布24%的兑现率，发了48元钱。这一下，没有参与集资者后悔不迭，李守昌借机网开一面，让他们写了份 决策失误书 ，然后交上200元。在全厂职工每人有了一份入股准备金后，李守昌便向内部股份制过渡，把入股准备金从每人200元弄到1000元。不过，李守昌并未如愿以偿。那时候嘉化效益正好，上级岂容李守昌和职工入股来分国家利润。李守昌遂借企业办三产之机，创办一家股份制贸易公司，由职工自愿入股。李守昌为最大股东。这家公司至今效益不错，李守昌也因此切身体会到股份制的甜头。嘉化效益好时未能股份化，如今濒临破产，要想股份化更比登天还难。没有经营业绩，李守昌觉得按常规操作股份制改造已希望渺茫，于是心生一念，利用全资收购嘉化，实现全员股份制。收购将要破产的国企风险很大，弄不好职工投资全砸进去。但最熟悉嘉化厂的人莫过于李守昌，在他眼中，嘉化既不是一条活鱼，也不是一条烂鱼，而是一条 休克鱼 。活鱼不可能卖给职工，烂鱼职工也不可能要，只有这种乍死能活的 休克鱼 才能买，并且买得便宜。李守昌掐指算来，眼下由全体职工整体收购嘉化，成功概率最高。依据有：1.嘉化厂将破产，职工不让国家背包袱，自己救自己，政府可能同意；2.每位职工都有入股准备金，全员收购形成股份合作制，而非个别少数人收购国企，回避私有化之赚；3.职工面临失业，改制成为最后一线希望，因此会齐心拥护，有关部门不会无视群众呼声；4.中型国企出售给职工在全国尚属首例，而改革意识较强的官员喜欢探索创新，愿意拿嘉化作试验，并给予优惠政策支持。李守昌的改制动机是复杂而微妙的，他直言： 国有企业有一大通病，框框太我，婆婆太多，尽管中央一再强调政企分开，可媳妇的钥匙依然挂在婆婆的腰上。只有动产权，企业才能松绑，才能有真正的自主权。 李守昌的庆并非无稽之谈。1996年，高猛酸钾产品市场很好，而嘉化厂的产品质量又是全国第一，职工加班加点生产，可就没钱上规模，李守昌东跑西颠一直无法立项，错过大好时机。但李守昌没说，在企业松绑的同时，他也想给自己松绑。据了解，他承包的头3年是嘉化厂历史上最红火的时期，按合同应该说兑现六七万元承包奖，但只拿到一部分，他对此事至今挂在嘴边。另外，他曾在厂里树敌，一些人年年到处告状，对他的一次次清查也逐渐升级，一直惊动到中央监察部，虽未查出问题，并且作了结论，但将他折腾很惨。李守昌为此曾戏言： 我是中央管的干部。嘉化改制，职工背水一战，试图死里逃生。李守昌迫不急待，为了救企业，也为了救自己。市长的直率与局长的犹豫重庆市化工局安传礼局长是一明白人。当中央允许放活小型国有企业后，重庆市又有了明确的101文件，他便准备放手去干，因此把宜宾县的肖健康请来做报告。如果说，肖县长在化工局点了一把火，那么安局长就是堆柴引火之人。安局长没想到的是，此举会引火烧身。第二天，嘉化厂的李守昌便抛出 改制申请书 ，打了他一个冷不防。按重庆市的101号文件中型固有企业不能这样改制，可按邓小平的 三个有利于 原则，应该开绿灯。对于嘉化申请改制，是添把柴还是浇点水，安局长犯了难，看不清方向，模不准政策，弄不懂操作，这事怎么干？点火成了玩火。就在化工局骑虎难下之际，蒲海清市长的批示使化工局作出选择，2月19日，化工局批准嘉化改制的请求。安局长称，这是一个艰难的观念转变过程。嘉化改制惊动市长，源于李守昌发动职工联名上书浦海清。李守昌在私下说： 他蒲市长主肖健康来重庆点火，是真改还是假改，我来一个投石同路。如果真改，我就真干，如果假改，大家就逢场作戏。李守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重庆市市长蒲海清一贯主张产权改革。他在调任重庆市之前，曾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副省长，1992年，他率队去广东顺德考察，看人家怎样把国企产权转让给香港人，并使企业起死回生。回到四川后，他支持宜宾县搞产权改革的 封闭式试点 ，鉴于宜宾县没有条件将国企转让给港商，他便主张卖给企业职工。1996年，当他耳闻 山东诸城卖国企 得到中央一些领导肯定后，便大张旗鼓在全省推进产权改革。他到处作报告，题目就是 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 。后来，又听说上面对 诸城现象 有些异议，他便把 产权制度改革 的字眼，改成 深化企此改革 ，换皮投换瓤。当嘉化职工联名写信要求改制时，他毫不犹豫表示支持。其判断依据是，中央搞活大型国企的战略是发展大集团，国家必须集中财力物力予以扶持，与此相应就要卸掉一些不景气国企的包袱，目前小企业在陆续放活，中型国企也是一大块，如果不放活它们，财力仍无法集中。另外，大企业集团的形成需要快速扩张，那么中型国企的产权转换就要灵活起来。在蒲海清的内心深处还有一块心病：他上任重庆市市长时，毫元春风得意之感，反觉压力很大。在重庆的经济格局中，国企比例占到68%。他认为，关键不在于国企的比例，而在于国企经营状况不佳。1996年，重庆市国企亏损总额为38亿元，下岗职工 38万人。国企保不了职工的饭碗，正是蒲海清的一大愁事。今年 2月底，就在全国人大将举手表决重庆升格直辖市前，蒲海清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在谈到下岗职工的艰难处境时，这位市长面对摄像机热泪盈眶。对于工人来说，改制是一次 流血改革李守昌在嘉化厂具有极高的权威。在任厂长期间，他给职工带来两大实惠：一是职工的住房基本解决；二是职工收入一直处于重庆市化工系统前茅。在1997年3月，重庆市整体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嘉化厂评估时发现，福利费累计超支697万元。2月25日，全厂688名在岗职工填写 员工改制身份选择自愿书 。他们决定放弃国有职工的身份，成为一名股份制企业的职工，这是一次脱胎换骨的选择。4月20日，全厂685名在岗职工正式填报入股出资额。刘宣策在刹那间意识到：这次改制对工人来说，是一次 流血改革 ，他们用血汗钱押注于最后一线希望。在改制过程中，职工的心态是形形色色的。四车间工人陈笮这样想：厂子垮了，最倒霉的是工人。听厂领导说改成股份制后有希望，自己看着周围的国有企业多数不景气，私人开的小厂倒挺红火，所以就想通了。六月间工人谭建荣在决定放弃国企职工身份时，听大家都说 改制有好处 ，觉得自己也别拉下，也应该占一份。一位姓巩的退休老工人，有个孩子依然在嘉化工作，老人很开通： 改就改吧，反正不是一两个人的事，这么多人都不担心，我们父子何必担心。4月，重庆市将一批市属企业下放给各区管辖，4月23日嘉化厂下放到江北区，这是嘉化改制的又一转机。4月29日，在江北区委召开的下放企业欢迎会上，李守昌放了一炮： 不同意嘉化厂改制，我立刻就辞职。 江北区主管企业改革的杨成礼副书记当即表态：企业要求改革是好事，江北区在政策上一定开绿灯。杨副书记说，市化工局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平起平坐，嘉化改制需要各方协调，可它调动不了。江北区委则具备这样的综合协调能力，需要哪些部门支持，可以直接调控。任何一项改革都离不开权力支持。两个意外转机，使嘉化改制在几乎夭折的关键时刻绝处缝生。李守昌称，嘉化改制在市里只是打开一把锁，在区里则打开一扇门，我们终于挤进政府的议事日程。5月，江北区派出的改制指导组进驻嘉化，改制由此进入规范化操作。区经委副主任肖通俊说： 在设计方案之初，我们如坠云雾之中，牵扯的方方面面好像一团乱麻。 市体改委的处级调研员徐涌先道出自己心态： 在操作过程中，我是战战兢兢，如履薄水。我深知，许多改革不仅受挫于大方向的把握上，而且往往搁浅于改革的操作细节上。嘉化厂提出的改制方式为在岗职工整体收购企业。经资产评估后，国有资产为1.5亿，因此首要问题是职工能否买得起。嘉化在册职工1200多人，在岗职工不足700人，平均每个在岗职工至少出资20万元，根本不可能。在评估中，嘉化厂的总债务为1.36亿元，指导组认为，如果职工拿不出钱，可以承担1.36亿元债务，改制后用企业利润逐渐归还。也就是说，资产与债务相抵，所剩的资产净值，由职工出资购买。欲将647万元无形资产让利于嘉化职工，必须有充足理由。指导组认为：一、无形资产包含着企业职工的智慧与汗水，而这次转让又是由本企业职工收购，故职工的劳动创造应有所体现；二、这次将已出售使用权的职工住宅计入总资产出售，应给职工一定补偿；三、有关企业改制的政策规定，企业1985年以来的税后留利所形成的资产应为企业集体资产。依此计算，嘉化厂税后留利形成的资产有几千万元，应归嘉化厂本身所有，而在改制时都算成国有资产出售给职工，事实上已高估了国有资产。1.5亿总资产减去647万元无形资产，剩下1.435亿。经江北区国资局与嘉化职工双方协商，嘉化厂的转让价值敲定为1.435亿元。改制方案的设计柳暗花明又一村。由于职工愿意承担原国有嘉化厂所欠债务，以1.435亿元的转让价格减1.36亿元债务，职工只需出资750万元。鉴于750万元与职工自报出资额约400万元还有一段距离，不利改制顺利推进，指导组认为，嘉化改制时职工应享受有关 安置费 的政策。因为嘉化职工原为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各种保障由国家负担，改制则原有保障化为乌有，国家在减轻负担后，应给职工一定补偿。按有关政策明文规定，本企业职工购买企业国有资产时，企业净资产的10%为职工安置费。据此规定，750万元的10%即75万元。750万元再减去75万元，职工收购出资额降为675万元。指导组又了解到，职工出于对改制风险考虑，分期付款的想法较为普遍。如此这般，会留下一系列后遗症，尤其是退休职工的养老费用不能一次性划拔到社会保障部门，一旦嘉化改制后出现意外，嘉化厂退化职工还需国家兜着。指导组为鼓励职工一次性付款，按政策规定给予职工出资总额的30%优惠，又经厂领导的说服工作，职工几乎全部同意一次性付款。这样一来，职工享受到750万元出资额的30%优惠，即225万元。此次优惠后，嘉化职工的出资额从675万元再次降到450万元，与职工的认股出资额基本接近。到此为止，指导组采用另一种思路进行倒推：在国家不负担嘉化退休职工费用的前提下，职工收购的出资额应足够建立 保障基金 。这种测算极为繁锁，可谓又苦又累又细致。到5月份，嘉化在册职工为1206人，在岗职工668人。离岗的538人分为四大类：退休职工、提前5年的内退职工、停薪留职人员、下岗写作人员。这些人员需严格区别对待，哪些职工应享受什么政策，必须逐个推敲，一个一个过筛子。由于政策规定不具体没有固定的计算方式，只能本着公平合理的思路进行估算，好不容易把500多职工挨个算一遍，拿450万的长尺量一量，无论超出或不足，又要重新算起。经历反反复复比较，终于与450万吻合。6月，嘉化改制进入倒计时。6月6日，江北区正式批准嘉化改制方案。6月14日和15日两天，职工认购股份的450万元到位，16日，召开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以所持股份投票，差额选举董事会与监事会成员，原厂长李守昌当选董事长。6月18日，在重庆成立直辖市的当天，嘉化正式挂牌。嘉陵化学制品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1053万元。到今年8月，嘉化已累计拖欠电费268万元，供电局虽屡屡催缴没有结果，也不敢拉闸限电把国企职工逼上街，酿成政治事件。改制后，供电局立刻下催款通知书，同时发出拉闸限电的通牒。区委杨副书记给江北区电局打电话，人家缓了10天，市体改委肖副主任又给市经委打电话，人家又延了7天。但催款通知越来越频繁，口气也越来越强硬。对于嘉化改制，工商银行重庆分行易副行长 感觉有点异样 。他说： 银行一听破产就头疼。1996年，重庆市国企破产一共破掉5.4亿元债务，工商银行从去年的4.7亿元盈利中冲销了2.7亿呆帐，今年市里又计划破掉4.7亿元债务，照这样速度，工商银行将无利润可言。然而，嘉化改制起码在形式上没有废除债务，由现有职工全部背上，我对此很感兴趣。嘉化的困境，江北区杨副书记一清二楚，但他有更深一层的担忧： 资金问题确实火烧眉毛，因此掩盖住一个更为迫切的问题 企业机制再造，新机制不会伴随改制自然而生。我最担心，改了形式没改实质，新领导老思维，旧的去了新的没来，穿新鞋走老路。在嘉化职工填报入股出资额时，李守昌没有填写具体数目，只写了8个字： 倾其所有，争取控股。 照他的话说， 如果我买多了，有人会有意见；如果我不带头多买，职工也会有意见，所以我执行的是 公议股 ，大家让我买多少，就买多少。 股权设置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嘉化厂自己搞的股权方案非常复杂，指导组的人员称 根本搞不懂 。李守昌把股权切成5块；1.自然出资认购；2.按责任大小认购；3.按贡献业绩认购；4.工厂第三产业的认购；4.职工集资转股。不仅如此，每一项的计算公式都非常深奥，外人看上去扑朔迷离，但一位干部透露，李守昌在股权分配上将每个职工算了一遍。改制指导组在审定股权分配这一关时，主张将方案搞得一目了然，以责任大小和认购多少现金者结合，而且特别提出，对董事长股权要特殊规定。市体改委副主任肖健康说： 我在宜宾搞产权改革时有一个后遗症，那就是转制没有解决大锅饭的问题，国有企业过去是收入平均化，在转制中又出现资产平均化，企业经营者的股份只比职工多一点，没有相对集中，他们的责权利没有实现。我现在认为股份分配比例应该是企业决策者个人占10%，管理层占40%，职工占50%。我们在观念上必须解决一个重大问题，搞市场经济主要靠谁？靠企业家！区体改委主任程光笏主张，企业主要决策者的股份应占到5 10%。但他指出，由于决策者占较大股份，要格外注意这些人获得股权的方式与手段。经职代会确认，李守昌出资27万元，在全体职工1.450万元出资额中，占7.63%，出资比例为股权比例。以此推算，嘉化职工用450万元购买了1000多万元原企业的净资产，并且嘉化公司注册资本也为1000多万元，那么李守昌占其中7.63%的股份，等于占有76.3万元的资产。他的27万元投资一下增值到76.3万元。据调查，原厂领导班子在改制时还决定搞一批 奖励股 。理由是嘉化原来规定，对突出贡献者予以重奖。因为没有钱一直未能兑现，这次借改制将所欠资金一次性转为股份。此项决议已经职代会通过，李守昌获奖励最高。如果加上 奖励股 ，他在嘉化公司中所占股份将达到13%。改制方案指导组认为，嘉化职工以450万元购买1000多万元净资产，政府优惠了数百万元，如果平均分配到每个职工头上，就不能鼓励出资多的职工，也不能体现对有贡献职工的奖励。指导组具体操作中又发现，在自愿认购股份时，对企业有贡献者一般认购数目较大，所以决定把政府优惠数额按认购股份比例配给职工，既刺激多认购，又奖励有贡献者，相对公平。至于原嘉化厂自行决定的 奖励股 颇为不妥，因为在配股中含奖励成份，不宜搞双重奖励，就避免一些嫌疑。面对地舆论压力，李守昌被迫同意将 奖金转股 问题暂时搁置，悬而不决。尽管如此，李守昌拥有嘉化公司7.63%的股份仍为第一大股东。然而，这与李守昌的最初期望值 争取控股，相差甚远。对于改制后的领导班子人选，工作组慎而又慎，在嘉化召开了8次背对背的座谈会，并且到退休职工中摸了底，结果多数人依然拥护原来的领导班子。一些职工认为：重新选一个班子，需要一个检验他们是否称职的过程；一个新班子当选，又有一个了解企业过程；不如老班子知根知底。嘉化公司成立后，李守昌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尽管指导组指出这样不符合公司法，但他解释道： 在企业里已经形成一个惯例，厂长和书记一人兼，所以改制后董事长和总经理一人挑，也就水到渠成。我是想培养或引进更懂管理的人才，我只抓大事，但总需要一个过程吧。 在谈及对董事长权利的制约问题时，市体改委调研员徐涌先说： 在当初厂里自己搞的方案中，对董事长的权限就界定不清，股东权利也规定得相当模糊，这反映出一种潜意识。 工人谭建荣说， 我们虽然是小股东，但没有什么权力，就像股市一样，还是大股东操作。唯一的变化是，现在可以跟大股东分点利。 李守昌则不这样认为： 工人过去只知道上班干活，厂里的事基本不问，他们现在要求透明度，尤其财务要公开化。 改制指导组为提高职工的股东意识，办了一个全区的 股东培训班 ，让嘉化厂派6个人参加。李守昌称： 这是冲我来的。 嘉化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质检员李亚陵说话的口气都变了，以前习惯说 厂里又损失不少 ，如今他爱说 赔了可是我们的 。工人涂赶生察觉一件事： 我们车间的包装筒40元一个，职工拿了不少回家装米。改制后当月，几个工人就找点废铁，自己动手焊了两扇铁门，把包装室锁上了。工人在变，干部也换了模样，高猛酸钾车间有一个小技改项目，喊了多年没人动手，车间两位领导愣是从亲友中拆借3万元搞成了。 改制效果虽示立竿见影，却也有拿得出手的数字：两个月之后，成本下降22%，销售收入增长100%，月亏损下降50%。工人们说：早这样干，企业就不会垮得一塌糊涂。蒲海清市长闻讯，顿发感慨： 这不是市长一场报告能办到的；市长去当3个月厂长，也不一定能办得。 李守昌并不认为 一股就灵 。他坦言： 这个企业已经大病一场，需要一个调养过程。如果一改制就赢利，只能说明原来的财务报表是假的，原来的亏损是虚的。 浦市长对嘉化改制的前景有三种预测：一是只开花不结果；二是一花独放；三是万紫千红。当有人说，中型国企改制不能像 放小 那样干。他插嘴： 企业都快垮台了，还分什么大小。当问他参与嘉化改制的感受时，他只感慨了一句： 国企改革最大的障碍是观念误区。 然后，闭口不语，不再深说。一次，他讲起一个例子：一个国有企业职工患了重病，他享受公费医疗不怕花钱，但必须到指定医院就诊，这家医院按固有的常规疗法，让他吃了1000多元的药也不见好。后来，这位职工打听到民间一个中医，手中有一偏方专治此病，只需花100元，他多次询问单位领导可否报销，领导回答需要研究，结果病情延误，这位职工去世。死后，单位念其贡献，又买了个1000元的骨灰盒，厚葬。1．你认为影响嘉化竞争活力的主要因素是（ ）企业自身的素质 B.企业经营机制C观管理模式 D.市场体系2．以下是对 李守昌并不认为一股就灵 。他坦言： 这个企业已经大病一场，需要一个调养过程。如果一改制就赢利，只能说明原来的财务报表是假的，原来的亏损是虚的。 的理解你认为错误的是（ ）国企改制的成功并非是立竿见影就能成功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 B国企的改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企改制是中国国企产权制度逐步明晰化的过程D国企之所以需要改制，就是要国企转亏为盈3．以下是关于嘉化改革后的企业的说法，你认为最不合适的是（ ）嘉化的改制，只能说改成了，未必说成功了B嘉化改制的目标就是要改制成现代产权明晰化的股份制企业C嘉化改制后的企业就是要尽快改制成现代产权明晰化的股份制企业D嘉化改制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一块活化石4．嘉化改制，说明了（ ）A嘉化改制是顺应时代潮流的B嘉化改制是深化产权制度改革的具体体现C 嘉化改制是中国的国企产权制度明晰化的开端D A+B5．嘉化改制后，你认为制衡该企业长远发展的因素首先是（ ）A．企业中的人才素质 B.企业的原材料及资金是否充足C.组织结构合理与否 D.A+C案例 1.C2 D3.C4.D5C
解放军文职招聘考试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解放军文职人员招聘-军队文职考试-红师教育
发布时间：2017-10-05 20:36:492012 年 3 月 25 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首届岭南论坛 中国经济变革之路。 （CFP/图）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为中国改革奔走呼吁，成为当下中国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正活跃在为中国改革鼓呼的第一线。他们的奔走呼吁，成为当下热烈的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仅以上周末（2012 年 4 月 21、22 日）为例83 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济南谈民间借贷，呼吁 消除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比茅于轼年轻一岁的吴敬琏则在北京再次强调改革的 顶层设计 ，并期待今秋的高层换届，带来一个 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 ；82 岁的学者资中筠在武汉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前途，提醒大家不要 陶醉在表面的繁荣 ， 中国非改不可 ；85 岁的律师张思之在四川分享律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重申 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再早前两天，82 岁的法学家江平在北京参与 打击黑社会与民营企业财产权保护 论坛，批评 运动式打黑 ，并对温州金融改革寄予期望。这些老人大多曾活跃于被普遍视为 改革黄金年代 的上世纪 80 年代，有的还深度参与了改革进程。30 年后，他们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改革环境。1980 年代的改革所向披靡，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都要求改革。但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很大。 一位老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想维持现状，改革动力越来越弱。 也正因为此，这些 改革老人 发出的声音也更为急迫。为何感时忧世？律师张思之曾打算，执业到 80 岁退休。不过，当他真正满了 80 岁，这一目标又被推迟至 90 岁，甚至，要是 90 岁以后还有力量，那就干到底。身边有人不理解： 你都八十多了，该休息了，还搞什么呀？ 但张思之觉得，只要身体允许，自己还是应当 有点作为 ， 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 。张思之推崇的进步模式，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进程。从担任 两案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开始，他代理的案件没有一桩胜诉的，但许多人认为，这些 为异端辩护 的经历，见证了法治的前行。张思之总觉得前行的步伐太慢，他对现状并不满意。原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 2011 年底出版了一套自选集，第一本就叫做《感时忧世》。她在书的首发式上说，曾以为自己退休之后应该写些《闲情记美》一类的东西，谁知坐下来后，只要一想到从报刊上读到的世事，就 欲罢不能 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 （张向阳/CFP/图）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有这样的心情。 资中筠说， 我没什么崇高伟大的目标，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事实和逻辑。这些老人多属于同一代人。包括吴敬琏、茅于轼、资中筠、法学家郭道晖在内的多位老人都出身名门，年轻时经历政权变迁，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大多数人在 反右 和 文革 中遭受厄运。和当时的很多国人一样，资中筠也曾深信 挨饿是光荣 ，但浩劫年代的创痛记忆，成了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人反思的起点。法学家李步云和江平、郭道晖被并称为 法治三老 。郭道晖本是清华大学机电系毕业生，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同窗。1979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年届半百的郭道晖在时任办公室主任王汉斌的劝说下改了行。他决心要追回自己被耽误了 20 年的青春，痛定思痛地检讨中国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吴敬琏的一段关于家国情怀的文字，或许是对这些老人恰当的诠释： 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这些老人有他们的优势：有资源，有资历，而且没有太多后顾之忧。 年轻人很多都受困于体制，不便说话，或者忙于生计，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又不够。 四川律师林波说。为中国改革做设计和原本学机电的郭道晖一样，茅于轼也是 半路出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本是机械工程师的他，兴趣也转向国家更需要的经济学。1985 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出版，这本书是代表当时中国思想前沿的 走向未来丛书 之一，它奠定了茅于轼的学界地位。启蒙，被部分人视为老人们的贡献之一。用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为一位老人祝贺八十寿辰时的话说： 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某些利益集团不断搅浑的道理。郭道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这样的定义： 有些道理，法学界早就知道，但是社会上不一定知道。我就是在做法治启蒙、普及常识的工作。今天仍然活跃的老人们，大多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郭道晖，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重要成员，他是法治进程恢复的 体制内 参与者；又如资中筠，先后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社科院美国所任职 她一直认为，不是给领导做智囊，而是给民族做智囊。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吴敬琏。自 1984 年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始，大量的改革决策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这位被赠予 吴市场 绰号的经济学家，参与撰写的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 、 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 、 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 等报告或书籍直接影响了改革决策。1990 年 7 月，在决定中国改革走向的关头，吴敬琏曾在中南海，与坚持计划经济的学者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在上世纪 80 年代，做理论、做学术的人，声音很容易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因为那时是以改革为主导的政治架构。 经济学者岑科说。在担任改革智囊的经历中，吴敬琏也与同一个圈子里的王岐山、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熟识。现在，王岐山是国务院副总理，周小川是央行行长，郭树清则是半年前履新的证监会主席。 与这些高级官员的密切联系，能够让吴敬琏的改革呼吁不仅为大众所知，更有机会影响政府决策。 岑科说。1988 年，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还曾一起出版一本书，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时至今日，吴敬琏依然在为中国的改革做设计，他提出的最新概念是 顶顶层设计 ：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吴敬琏仍在发声，但改革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上世纪 80 年代的 所向披靡 已经难以寻觅，改革遇到了争议和阻力。很多人注意到：原本较为慎言的吴敬琏，今年也明确提出： 1992 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 80 年代初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他还引用邓小平在1986年的话说：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老人们过时了？在改革关头的发言，令改革老人们赢得了美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不少非议，乃至攻击，一些人称他们为西方利益的代言人。对于这些声音，茅于轼说自己 来不及理他们 。很多人都知道，茅于轼与爱人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一住就是近 30 年。经常与学者打交道的媒体人刘波认为， 人格独立 和 服从内心 恰恰是这些老人的最大特征和吸引力。 有些中青年学者并不是独立学者，但这些老人的立场则无可置疑。 刘波说， 我并不太同意吴敬琏的一些意见，但他们从很早就坚持说真话，他们的研究是独立的，是服从内心的。不过，舆论中也有另一种声音：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老人们的观点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他们的人格也许可敬，但知识陈旧，思想意识脱离不了士大夫的精英主义，他们在 1980 年代贡献卓著，如今已经过时。 旅美学者薛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鼓励支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年轻一代。最近，薛涌在 FT 中文网与茅于轼就 劳动是否创造财富 等观点展开了一场辩论。他认为，茅于轼等人在深化自由主义理论方面表现 不称职 ，而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 又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二人的分歧起点在于：对国情的判断非常不同。在薛涌看来，根据 GlobeScan 在 2010 年对 15 个主要国家的民调结果，中国公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相信市场的一族，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未必来自左派，也不是来自 仇富 情绪，而是来自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我觉得薛涌的意见很有价值。他认为我太看重自由了，我也没有确定的把握，可以探讨，但如果说我把自由看得还不够，也能找到证据。 茅于轼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是非，只是看法不同。 不止一位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比起老人们的观点，甚至比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宽容精神是更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年轻人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这些老人的身体状态大多不错，比如张思之，85 岁高龄还可以连讲 3 个小时不休息。不过，不少人对正在成长的中青年一代，有着不少忧虑。当然，这些老人与年轻人的交流更多发生在大学。2011 年， 法治三老 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曾齐聚中国政法大学。面对年轻的学生们，郭道晖说，希望大家 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兴法治，为社会求正义 ，李步云希望同学们 为建立法治国家奋斗终身 ，江平的寄语则是： 你可以不说话，可以少说话，但不可以昧着良心去说话。2012 年 4 月 23 日晚，资中筠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谈 世界与中国都面临转折 。这场讲座涉及中美经济、制度与道德等许多话题，但令该校学生小徐印象最深的，还是资中筠对当代大学生的批评： 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小徐带了资中筠 2011 年底出版的新书《士人风骨》参加讲座，本准备找她要个签名，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资中筠在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明星，大家不要把时间花在拍照和要签名上。这位曾在少时与同学热烈讨论救国兴国之道的老人，希望台下 总想着赚钱买房 的年轻人们，能多听一听、想一想讲座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