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党政关系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和发展

城市中党政关系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和发展减小字体增大字体城市中党政关系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和发展：

党政关系是城市政治和行政体制的核心问题，它深刻地影响甚至决定者城市市政管理体制和市政运行的目标、内容与方式。中国的历史和现状都表明，坚持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基本前提，但是行政权力与政党权力毕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它们的内容、对象、运作方式都有自身特有的规定性，两者不能相互代替。管理一个城市，必须有相应的权力基础，但是权力过分集中，必然会滋生腐败。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要建立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由各系统自主行使行政职权，各级党委不再就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发号施令。进一步理顺党政关系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在党政关系上，改变双重领导体制，由党的机关直接管理公共行政事务转为由政府全面管理公共行政事务，在社会经济领域，这种转变已经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起来，政治体制改革也步入了新的阶段。这一目标的真正实现，必将进一步促进我国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加速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伟大目标。

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简史介绍 - 行测知识

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简史介绍减小字体增大字体西方城市地理学的发展简史

西方城市地理研究根据研究重点不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一）描述性的地名辞典阶段

20世纪以前，城市地理主要是以区域地理描述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西方最早的区域地理的代表作斯特拉波所著的《地理学》一书，对城市就有了比较系统的描述，主要记叙城市的地理位置、行政隶属、人口、商业和物产。这种格式甚至一直延续到近代。

（二）自然位置论阶段

西方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19世纪上半叶洪堡、李特尔得以科学地总结了古代地理学，开始了地理学探讨地理现象分布规律的转折，接着拉采尔、李希霍芬等在19世纪后半叶确立了近代地理学。20世纪早期人文地理学异常繁荣，城市地理学作为一个专门的新领域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当时城市地理学上的基本思想就是用城市所在位置的自然条件的作用来解释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尽管这样，从自然位置来解释城市的发展比堆砌资料的描述进了一步，它为城市地理学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奠定了基础。

有两部著作的出版可以反映这一阶段城市地理学的特点。一是城市地理学的第一部通论性著作，如卡尔哈塞特的《城市地理研究》，另一部是布兰查德对法国东南部一个城市的研究成果《格勒诺布尔：城市地理的研究》。

（三）区域分布论阶段

进入30年代和40年代，地理学从环境决定论的束缚中走了出来，认识到在人和环境的关系中，人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人要受到环境的直接影响，但是不能用环境控制来解释一切人生事实。地理研究领域的中心从极端的自然方面稳步地转移到人文方面。越来越多的地理学家得到共识：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面现象分布的科学。各种类型的区域研究成为地理研究的热门课题。

早先的位置公式不能解释有些地方条件并不差或者相当优越，却没有产生城市；而在一些条件明显不利的地点却出现了城市，甚至可能是大城市。它无法解释历史上曾经很发达但已经不存在了的城市。随着19世纪中叶铁路交通的发展和进入20世纪20年代汽车在西方的开始普及，新式的运输方式刺激了城市区域的迅速扩大，在英国出现了集合城市，用位置公式也无法解释许多城市成团凝聚的这种现象。地理学家从区域城市群体的角度来研究城市的分布、职能、规模以及从城市区域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内部的差异。

这一时期城市地理学的两大贡献是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中心地学说的诞生和美国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提出的城市土地利用模式。前一成果说明城市地理已从单个城市的研究向城市体系的研究迈进；后一成果则标志着城市地理学的注意力从对城市简单而肤浅的总体认识转向城市内部景观的复杂性。城市地理学的两大组成部分在这一阶段得以基本确立。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迅速发展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地理学和其它学科一样，经历了知识爆炸浪潮的冲击，进入了现代地理学的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地理学的新思潮层出不穷，而且在城市地理学里都有最充分的反映，先后形成了区位学派、行为学派和激进马克思主义等几个流派。

地理学以前的典型工作多通过参阅文献和野外考察，借助地图和表格，主要用文字来描述地球表面的差异性，最终将研究地域划分成一系列各具特点的小区域，工作的主要精髓是经验。这样的描述工作在战后新一代的地理学者看来是有缺陷的不精确和主观性。他们开始注重系统化的计量分析，用统计方法寻找城市分布和内部结构的空间组织模式，并用这些模式模拟现状、预测未来、帮助区位决策。这就是著名的区位学派。

然而，重视科学和数学的世界倾向一度因忽视了历史、语言和文学而产生了反作用。地理学的计量化也一度走向极端，甚至有人声称一个新的地理学境界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文字性、描述性的研究。把地理研究的目的和手段相混淆，把运用数学符号还是文字符号来解释地理现象对立起来，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到60年代中期，城市间的空间组织和内部模型的实证研究的积累，表明在实际观察到的状况和预期的模型之间存在着许多差距。模式的运用并不都很有效。导致60年代后期行为方法的引入，并被称为行为革命而风行于70年代。

行为学派认为任何地理现象，除了纯粹自然地理现象外，都和人与人的群体的决定有关。按照区位学派的客观立场所计算得到的最优区位尽管好，但实际上人的行为往往是非理性的，至少不是全理性的。行为学派主张，对地理表面人文现象的模式和空间分布的理解，有赖于对影响这些人为现象分布的行为和决策的认识，而不依靠对这些现象本身位置关系的认识。只有注意研究参予创造某种结构的行为者的决策活动才能揭示过程。

60年代末和70年代，以结构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结构主义进入城市地理学，出现了所谓的激进马克思主义学。这些学者认为一切个人行为都是某种政治、社会、文化的系统下的行为，不能把个人和整个系统分开。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交通拥挤、住房短缺等城市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物，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孤立地分析地理空间，而要全面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大卫哈维是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各种观点和学派的争鸣，恰恰给城市地理学带来了繁荣兴旺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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